西藏高原茶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饮食习俗别具风格，其中酥油茶便是藏民族特有的营养饮料，以其原料的营养性、制作方法的独特性而闻名遐迩。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高原茶文化。

　　西藏高原上的茶文化，至少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茶叶在唐以前亦称“”，《尔雅·释木篇》中说：“木，苦荼(茶)也。”藏语称茶为“荚”，是当时汉语“”(茶树)的译音。茶叶具有消食、止渴、去腻等特殊的功能，对于缺氧、干燥和以肉食、酥油、糌粑为主食的青藏高原人来说，确实是不能一日无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国王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昧，觉得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是为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即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系于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宋朝时开辟了多条通往藏区的“边茶古道”，相继在雅州(今四川雅安市)、黎州(四川汉源县)、调门(四川天全县)等地设立“茶马互市”，从而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茶道。这条古茶道行程5000公里。当时雅州曾规定：吐蕃一匹上等马可换茶叶120公斤；一匹中等马可换茶叶80公斤；一匹下等马可换茶叶40公斤。元、明、清三朝都先后在拉萨、萨迦、日喀则、江孜、墨竹工卡、拉孜、昂仁等地设立过“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贸易。据记载，明初茶贵马贱，每匹马可换茶50多公斤；明末茶贱马贵，每匹马可换茶250多公斤。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到西藏的茶叶量更大，据1941年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就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西藏的茶叶约2.6万多包。这种“茶马互市”不但成为藏汉经济的干渠，而且促进了西藏民间贸易的发展。后来，茶马贸易又扩大到私商交易，有不少四川、云南茶商将茶贩运到西藏，利获数倍，形成了蜿蜒于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腹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茶马古道。汉地与藏地之间的茶马贸易，以及中原地区形成的高雅的茶文化，对西藏高原茶文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西藏饮茶日益成风。久而久之，一种新型的、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逐渐形成，饮酥油茶也日益成为藏族老百姓的日常必需。

　　在西藏高原这种带有草原风味、具有独特藏民族特色的酥油茶文化，一千多年来，已深入到藏族人民的社会风俗、社会礼仪和生活艺术各个方面，从茶礼、茶具、烹茶方式和饮茶习俗等形成了西藏高原茶文化的特色。喝茶是藏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客来敬茶，是藏族茶俗中最主要的内容，反映出他们日常生活的恭敬、和睦、祥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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