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培养和提高民间中医提供出路

　　浙江金华艾克医院中医师孙尚见拜中国中医研究院周超凡研究员为师，并在杭州举行拜师仪式，这件事看似平常，但它把尊重和培养民间中医光明正大地带进和谐社会。
　　中医和中医教育一直像母鸡和鸡蛋一样同时存在，不可分割，古代的中医教育最初是单一的师承制度。父子相授，师徒相授，学术相传，门户相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刘宋政权首先创办集体的医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以后，唐代有太医署（其规模达340～380人），宋代有太医局，清代有太医院，“师带徒”作为最广泛的教学模式在民间代代相传。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弥补中医学校教育的不足，突击抢救中医人才，卫生部门曾提出“50万中医带50万徒弟”的设想，各地纷纷响应，师徒情绪十分高涨，但终于因为这样一个号召未能取得计划经济的人事指标，培养出来的学徒没有学历、没有身份、不管分配工作，许多人的结局相当悲凉。80年代，在当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大力倡导下，中医的师承教育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在90年代初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召开了拜师大会，但只是解决了公立医院内国家编制的中医队伍部分人员“名师带高徒”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对民营医院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上往往把在编的、国家的、公立的、正宗的、主流的与编外的、民间的、私营的、在野的、另类的分得太清。我们有些地方干部缺乏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宾，莫非王臣”的博大胸怀。事实上，在编医生、民间医生，都是在为人民健康服务，在一个和谐社会里，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公民；在一个学习型社会里，大家都有学习进步的权利；在一个提倡公平性的社会里，大家都有晋升向上的机会。今天我们关心民间医生的业务学习，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同时，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师长的特长。
　　周超凡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长期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治则治法研究室主任，但从未脱离临床，医术相当高明，而且在中药新药的评审方面造诣尤深。但他和国内著名中医陆广莘等一样，都是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研究员的身份掩盖了他们的临床声誉，因而未列入前后500名带高徒的名师之中。今孙尚见求知而得“真神”，拜周超凡为师，亦给周超凡先生提供了一个释放能量的机会。
　　中国的中医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面前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汉武帝说，“成非常之事，必由非常之人。”中医界应该有巨大的魄力，来完成振兴中医的宏伟任务。就民营医院和民间中医来说，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关心、支持和管理的力度，拜师培养提高仅仅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今非昔比，精彩无处不在。”远程教育的条件已比较成熟，但师徒之间在完成教学任务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妥善处理，例如身处两地的师徒在头三年内面授时间与面授方式的安排，如何请老师参与疑难病的会诊和指导，如何听取老师对医学文献的导读和讲解，如何指导结业论文的写作等等，都需要用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适当解决，防止拜师任务受到挫折或半途而废。总之，孙尚见拜师有理，周超凡授徒有方。这件事在当代具有积极意义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