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你，民间中医第 6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卫生法专家董文勇也承认，倪海清案背后，表明了我们国家在医药卫生立法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我认为，根本立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理念如果出现了问题，可能影响的是我们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全局。”

　　“目前我国的卫生立法往往是技术型立法，对于理念、路线、方向等宏观方面体现不多。例如我国在缺乏《卫生基本法》的情况下，对很多细枝末节的法律进行立法，一旦方向没有选择对，那么技术方面的立法做得越好，在实际效果方面就变得越差。”董文勇说，目前的《药品管理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透过倪海清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我国虽然制定了《中医药条例》，但如果不肯定中医药服务的特殊规律和有效性，那么其基本的法律理念就得不到保障。“这也就造成了倪海清案的发生，而且还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子，这只是冰山一角。”董文勇说。

　　对此，董文勇建议围绕国民健康立一个方向性、基础性的法律。“这应该是以国民健康为核心、尊重公民健康权的法律。尊重健康权，其中包括公民的健康选择权。而国家需要做的，只是促成而不是干预这一权利的实现。一切有利于公民健康权的实现，一切有利于国民健康的，都应该纳入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中来。”

　　曹东义也表示，我国现行的《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借鉴的都是西方管理西医学、西药学的办法，对中医药的管理有从根本上说“水土不服”，在评价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造成了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影响，“希望尽快出台《中医药法》。”

　　他建议，要突出保护中医药的原创理论体系，保护中医药特色的诊疗技术，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如中医执业管理，不宜分科过细。“中医本身是整体观辨证论治，内外妇儿一个整体，中药针灸等综合治疗。”其次，要保护好中医药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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