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保健和养生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