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中医发展的主阵地

孟长海 河南中医学院　　王治英 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三农”这一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党的工作重心。通过对本次会议和党的农村政策的解读，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本次会议的召开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医界应该充分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全力以赴，深入挖潜，进一步巩固中医药在农村的主阵地。

　　长期以来，中医在发展中过分关注了城市人群的需要和认可，而忽视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领域，那就是“三农”这一主阵地，从而造成了一种现实性矛盾，农村、农民需要中医，然而中医却成了阳春白雪，与“三农”之间的距离感日益增加，突出的表现为“三个匮乏”：一是农村中医人才大面积匮乏。因为国家规范管理的需要，农村赤脚医生中会中医的也基本纷纷转行、停业，消失殆尽；基层中医院中中医人才越来越少，甚至断层，而新的人才队伍却没有来得及补充。二是真正的高水平的效益好的中医医疗机构匮乏，西化严重。一般情况是，基层中医医院与同级别的西医院在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效益大面积滑坡甚至生存困难，西医化成了中医院生存的重要靠山和救命稻草。三是医学院校毕业生扎根农村者匮乏。农村需要中医，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吸引不到优秀的中医药毕业生到农村工作。毕业生不愿意下农村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换句话讲，中医在发展上已经在形式和实质上与“三农”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笔者一直认为，“三农”是中医事业的主阵地，城市是中医的第二阵地，国际是中医在国内充分重视、充分发展巩固之后的第三阵地。中医的根基在于“三农”，而不在于城市和国际。结合当前的国情和中医国内开花国内不香的现状，越发强化着中医“三农”主阵地的回归。

　　一、中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三农”的联系根深蒂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从古到今，农村、农业、农民都是一个基础性问题。正因如此，中国的社会文化都与农耕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医也是这样，其诞生、发展及现状都深深地烙着农耕文明的印痕，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众所周知，中医的发展主要是与中国人民的生产实践密不可分，从早期的神农尝百草到后来的《本草纲目》，我们可以看到，中医主要依赖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这些药物主要来源于天然和农业生产，打上了深深的农业文明的烙印。

　　二、中医在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建国以前，中医往往是官化不足，民间普遍流行，许多名医往往是半耕半农，中国农村、农业一直是中医的舞台，农民是其主要的受众。群众喜爱中医，与中医有着天然的感情。这种感情通过亲身实践和代代相传日益加深，直到现在。

　　三、中医优势是解决中国农业大国人口看病难看病贵的有力手段。当前，随着化学生物制药成本的增加和高端检查诊疗设备的普及，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就显得尤为突出。而这个突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活在农村的8亿群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探索出一条简便、有效、低成本的医疗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前卫生工作的要求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而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正好具备了这四个方面的优势，与党和政府的要求相契合。因此，在农村发展中医药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有力法宝和主要途径。

　　四、中医药是改善农业结构、农民创收增产的有效渠道。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当前的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尚未形成，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在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功夫。而中医中药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植物药材种植、动物药材养殖和矿物质采集正好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有效渠道。以药材种植为例，河南省南阳市近年来不断加大药材种植力度，以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与天麻、桐柏桔梗、方城丹参、邓州麦冬、内乡黄姜、镇平杜仲、唐河栀子、社旗板蓝根为主的十大中药材示范基地发展势头强劲，年产值近20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4%。西峡以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建立了30万亩的山茱萸基地，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中药生产企业，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使不少农民通过种植中药材走上了小康之路，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因此，笔者认为，中医的发展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充分把握有利环境，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将重心转移到三农问题上来，充分发挥中医优势，在解决8亿农民就医难、就医贵的环节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