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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道德观

www.wujue.com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3-28 11:19:01

□ 张 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

  救人活命的执业观
  我国历代医家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当以救死扶伤,活人续命为基本前提,学医动机,必须“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非仁孝之士不可讬也。”
  如何让医者牢固树立起“救人活命”的道德观念?中医主张,为医者应“易地以观”。清代费伯雄认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如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这就是说,医生应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即换位思考。
  疏财重义的功利观
  在中医学道德观里,既有儒家“仁者爱人”的养分,又有道家“少私寡欲”的精髓。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医生,对病人不仅要有慈悲为怀的仁爱心肠主,更要有施恩不图回报,救难不计名利的高尚品德,切忌“持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历代医家之所以有“名”,不仅是他们医技高明,“疏财重义”的功利观更使他们名噪千秋。
  精深广博的技术观
  中医学认为,人体生理、病理情况“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要想“才高识妙”就必须“精究方术,博采众方”,如果一名医生仅有良苦用心,没有精湛医术,广博知识,也无法体现自己的良好德行,因而必须牢记“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于药。……盖非四书无以通理义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诊视,而知寒热虚实之证”的训诫,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对医技精益求精,才能在临床上应付自如。
  此外,医者还应具备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首先要有一丝不苟的作风,做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无失,处刺针药,勿得参差。”其次要有知错就改的勇气。发现疏漏,“虽至深夜,必使人叩病者门告之,或且深自引咎,改易前方,不自怙过也。”再者要有不耻求学的态度,即便“一事长于己者”,也要“不远千里,伏膺取决”。
  普同一等的服务观
  中医学历来把替病人治病救厄,消灾除害,看着是仁德悲悯思想的最好体现,不管病人本身状况如何,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因而在临床上“若有疾厄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至亲之想。”这种“普同一等”的服务观,不仅缩短了医患之间的感情距离,还能使医生摒弃杂念,“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扑在病人的救治上。
  专一沉潜的治学观
  中医学认为:“医者,意也”,需用心体验,才能得其精要。王叔和强调:“医药为用,性命所系”,“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比踪古贤,代无横夭矣。”因而对初入门者非常强调治学方法,指出“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延浮躁者涉猎。”对问题要思索熟察,专一其心;学习上要深入细致,潜心研读,“不至豁然大悟不止”。这样才能“造诣于精微之域,则心如明镜,笔发春花”,“于以拯救苍生,而药无虚发,方必有功。”历代先贤的学术精髓才能得以发扬光大,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才能日益提高。
  同行相亲的处世观
  中国文化历史上从来就有“文人相轻”的陋习,许多杰出医家饱尝了个中痛苦,甚至成了这一陋习的牺牲品。战国时期,“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一代医宗成了冤魂。李时珍任朝庭太医判院时,不忍同行嫉妒排挤,一年后便告归回乡。为了扫除这一弊病和“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陈规,历代医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孙思邈把“议论人物,玄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得”的行为称之为“医人膏肓”。陈实功告诫“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虚谨慎。”龚延贤则直言针砭“吾道中无行之徒,专以夸己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人之过,以骇患者,设使前医用药尽是,复何他求?盖为一时或有所偏,未能奏效,岂可概将前药为庸耶。”
  可见,那种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诋毁他人,抬高自己的“无行之徒”,历来为大医不耻,他们极力倡导的是“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拨之”的同行相亲的处世观。
  献身社会的济世观
  老百姓常把中医生称为“济世之人”,因为中医学要求为医者必须为社会公益事业谋利益。主要表现在:第一,恤民赈灾。张仲景对因战祸失于救治的灾民寄于满腔同情,驱使他奋力寻求医术,撰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救治了大量濒死病人,还为祖国医学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第二,匡正学术偏见。晋唐时期,中医药界受到“炼丹飞升术”的影响,盛行滥用药石的偏激风气,以孙思邈为首的许多医家,力陈滥服这些药石对人体的危害,主张烧毁这类药方,“以绝万世之祸端”,为纠正学术歪风作出了贡献。第三,力挽社会颓风。金元时期,张子和针对社会喜补恶攻,医家滥补成风的状况,指出:“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复计病人之生死乎!”痛陈其恶劣行为,从而立汗、吐、下三法,创立了治病重在袪邪的攻邪理论。
  历代医家针对各种不良时弊,力挽颓风,救世扶偏,不仅通过“济世观”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也在这一过程中,把高尚的医德和丰富的医理加以有机结合,又为丰富自身的医学学术内容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中国医学道德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历代医家具备的不贪钱财、不分贵贱、不恋女色、不诈病家、不图虚名、不轻同行等高贵的医德医风,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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