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少逸：走世医文化传承之路第 4 页

    他回忆，自己习医之初，其父吉忱公即以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之训导之。一部《伤寒论》，书中397条，113方，每日必须背诵一遍，从不间断。直到熟背如流后，父亲方授课说难，让自己在说理间感悟其辨证论治大法。其后又让读其他一些经典，意在运用经方时，能深究其奥蕴，明仲景立方之旨。父亲重视对四大经典的学习，成为自己一生学以致用之根基。

    当然，学研医学经典不是“厚古薄今”，历代先贤尚有真知卓识。清·刘奎谓“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故今天学习经方，旨在弘扬古代医学精华，临证通变，提高临床疗效。这是当代医家的重要使命。

    涉山必历层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古人经典之旨，要读后人之说，即“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之谓也。因此，医者临证或崇尚经方，或博及时方，均须读仲景之书而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潜心钻研，广验于临床，力求立方各有其旨，用方必求其药。也正如清·吴仪洛所云：“夫医家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故而或经方、或时方的应用，均重在辨证明理。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柳少逸认为，多读古今医家之诊籍、医案，可见其辨证之缜密，理法方药之精当，有触类旁通、举一返三之法门。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两种治疗法则，临证以“识异同”作为辨证思维手段，使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阅读医案、诊籍、病历，可洞见该病的辨证施治之轨迹，可示人以规矩准绳。

    “承接岐黄薪火，传承中医衣钵。”柳少逸说，古代有“医之道最微，微则不能不深究；医之方最广，广则不能不小心”之论。这也是他强调世医应具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医学术有序传承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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