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第 10 页

　　“医派既同条而共贯，虽屡经数医辨难，药方终略无所殊”，这正是西方医学摆脱希腊盖仑医学体系形而上学阶段、走向实证科学主义阶段之后的形态，折射出医学教育学校化和医疗资源管理标准化后的成效。惟有政府或者行会组织建立起权威的医生从业资格审查标准和程序，才能使医人水平高低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以学历或执业资格证书等为表现形式），这样，获得“凭证”的医人水平将较为整齐，权威容易建立，而医生对病人的权威一旦建立，那些有财力、权力的患者将不再热衷于频频换医。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简单明白的医人水平衡量标准，广大基层社会民众将不再需要投靠医人的“运势”。无怪乎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医疗资源管理体制，自唐代开始延续1000多100年的“福医”、“时医”观念如热汤沃雪，迅速消融了。

　　综合以上作一总结：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民众对医人的医术缺乏足够的信心，在求医问药过程中有很强的运势观和侥幸心理。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民间医人的水平一直在一个比较平庸的层面上徘徊，其“治愈率”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大约为五成，这是个很微妙的数字，低于它会造成民众对医学丧失信心，转而求助鬼神，而不多不少的五成治愈率可谓有“鸡肋”之效，一方面使人们不能完全离开医人，一方面又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撞大运心理，“福医”、“时医”观念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扭曲反映。民众追求的多半不是医人的医术，而是那种神秘莫测的运势。而医师水平、从业资格长期缺乏客观、权威衡量标准的状况更进一步推动了福医、时医观念的延续。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古代民众——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民众——生活质量有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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