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第 8 页

　　4. 贪利。史料中常见医人贪婪之描写，《抱朴子内篇》[10]卷15《杂应》：  “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千金要方·本序》：  “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闾阎医人既然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自然会同商人一般逐利奔走，繁华都市是他们的首选，唐人有云：“异人多在市肆间”，[7] 所谓“异人”指那些有某种技能的术士、僧道，多半与医疗相涉。例如杜牧为了给弟弟寻求治眼良医而计划去扬州，原因就是“扬州大郡，为天下通衢，世称异人术士，多游其间”。[11](卷16) 在这种情况下，偏远、贫困地区自然会受到闾阎游医们的冷落，再加上官方医疗机构的不健全，偏远地区民众医疗资源的匮乏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这些弊端，使得民间医人整体水平发展受到抑制，加上当时医学思想和技术的局限，医人阶层的社会作用有限，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平庸者居多数，助长了“福医”观念的形成与蔓延。

　　（二）民间医人水平缺乏客观、权威的衡量标准。

　　中国古代官方医人有专门的考核标准，例如唐代官方医人分科定期考核，太医署医学生也要依据成绩补替医官，[8]历代规定皆与此类似。但是民间医人呢？我们不否认他们当中有优秀者，[9]但是民众如何能从众多的游医中分辨优劣呢？中国历代王朝没有认真地制定过针对民间医人的考核标准，只有在出现医疗事故后追加的司法处罚。[10]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民间医人的培养体系一直以私相传授为主，学校教育始终没有成为主流。[12]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关系中出现了“择医”、“试医”现象，宋张杲著《医说》[13]卷8《病不可治者有六失》将“不择医”列为患者六大忌讳之一。清徐大椿（灵胎） 《医学源流论》[14]卷下《病家论》也将“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列为患者“十误”之首。古人甚至还故意设置难题“试医”。《苏轼全集》第17册《求医诊脉》指出：“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吾平时求医，盖于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病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有学者也对明清、民国时期医患关系中严重的“择医”现象进行过分析，[11] 雷祥麟先生指出：“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而且握有最终决定权。”这迥异于现代社会医生享有绝对权威、病患被动接受治疗的状况。在患者具有选择医人乃至治疗方案099绝对权的情况下，医疗的连续性得不到保障，医人面对患者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疗而是怎样讨得患者欢心，这对于医疗成效有莫大影响。所以“医患关系”成为上述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论是蒋竹山先生研究的祈彪佳家族，还是古克礼研究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及其亲友、雷祥麟研究的晚清民国时期屡屡择医的病患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不属于下层民众，“试医”、“验医”、“困医”多数情况下是上、中阶层的举措，而占人口大部分的下层民众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恐怕只有一个选择——投靠名气大的医人，这样就往往委命于福医、时医们的“运势”，因为这种“运势”已经在人们口耳相传中得到了无数次的“确认”，这不是唯一、却是他们最可“依赖”的择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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