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第 5 页

　　“福医”观念延续甚久，明清人或谓之“时医”，“时”字为“走时运”之意，《古今图书集成·096艺术典》[3]卷523明人徐春甫《古今医统》“时医”条：

　　俗云“名医不如时医”，盖谓时医虽不读书明理，以其有时运造化亦能侥幸，常自云“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

　　有趣的是，人们认为福医的造化也有穷尽之时，正当其“时”才能有效，故有“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之说。清代曹去晶著《姑妄言》[4]第二回：“但那时医生的技俩，原是有限，而内中又有两等，一等是穷的，一等是富的。若是那穷的，只好守着药箱，袖手在家高坐，十日半月，药都霉烂了。间或卖出一两剂，聊为糊口，大约终身不过如此。或者等到十年运来的时候发财也不可知，不然再无望矣。”再例如清邵之棠主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99《格物部五·医学·论中西治疾之法不同》：“其有稍著名誉，号为‘时医’者，辄声价自高，非重聘不至。平日居移气养，移体高视阔步，无异达官贵人。然叩以脉之浮沉迟数而不知，问以药之攻补寒凉而未悉，惟恃十年运气，得以坐致万金。”看来所谓“时医”的运气一般都被认为是十年左右。

　　这种“时医”和福医一样，都是医术低下者，故而常成为名医们的嘲讽对象，明张景岳《景岳全书》[5]卷3《论时医》：“时医治病，但知察标，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借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缓也？孰当急也？孰为今日之当急？孰为明日之更当急也？缓急既不知，则每致彼此误认，尚何标本为言乎!”《薛氏医案·外科枢要》[6]卷1《论疮疡阳气脱陷》有一名陈逊者陈辞，云仰赖薛已治好其妻之病，“病妇非翁，必误入鬼录矣，谨附此以告后人，毋为时医之误”。这些虽然都是对时医、福医的嘲讽与批评，但也能从侧面证明当时民众盲目信赖“时医”现象的普遍与顽固。

　　我们必须指出，“福医”、“时医”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庸医”，应该说福医、时医是一部分被神秘化了的庸医。民众对他们的迷信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可以说其心理已受到福医、时医头上“运势”光环的压迫，以至于当“福医”、“时医”失手的时候，患者往往向内而不是向外寻找未能痊愈的原因，例如清代龚炜撰《巢林笔谈》[7]卷4《吴中时医》：“吴中时医某，始以痘科得名，渐及大方，名益噪；负技而骄，不多与金钱，虽当道或不赴，时亦以此受辱。服其药者辄见杀，而名不少损，盖小效归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轻心躁气，不惜以身命尝者，踵相接也。”疾病痊愈，人们习惯于归功时医，一旦殒命，则归于定数。迷信至此，已是可悲至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