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必读注

□ 罗根海 天津中医药大学
 
　　读书必读传注，有传注犹有古之师也。有了传注，上下几千年、数百年的语言隔阂便会缩小。本来做传注者，非为易事，甚至耗尽一生，因为“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清·杭世骏《道古堂文集·李义山诗注序》）可见，做传注者，需倾毕生之功力。除此，学者之德亦尤为重要。柯韵伯医林大儒，于此亦有精辟论述，认为“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柯琴《伤寒论注》自序）。“胸中无半点尘者”指不要带任何私心杂念；“目中无半点尘者”指不带任何偏见。由此，两先贤所论，虽谓注疏之难，亦可知读注之价值。既如此，我们何尝不去利用古代“老师”为我们提供阅读的便利，而非要自己处处从头做起呢？所以一些国学大师、训诂专家、著名医家都曾有过反复读注、背注的历史。

　　许多传注，不仅给经典疏通了词义、读音、句读、语法、章法、修辞、校勘，而且还保留、引用了许多历史的资料，为后人构建了一个知识的宝库。在非医文献中，被学者称为典范的三大名“注”，即《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及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传注史上的优秀代表。

　　阅读古医籍传注亦然，特别要选择大医名“注”，无异于拜一个名师求教。“文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书，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章学诚《校仇通义·汉志方技》）阅读古医家之注，可以章氏“大要”之四者为纲，有选择地阅读书注。

　　大医屡倡“一断于经”，自然《内经》则为医者第一要读之经，而《内经》年移代革，传承久远，历代注经者众多。名“注”亦不少，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吴崑、张介宾等均有自己特色的上乘传注，而相对完备的是清人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因其能积前人注释的成果和精华，故能获“已高出前代名医”之赞誉。（见《浙江官医局·增补凡例》）

　　“夫仲景，法之祖也。后人虽移易无穷，终莫能越其矩度”（王履《张仲景伤寒之法考》）。然“经叔和偏次，已非仲景之书。”（柯琴《伤寒论注》自序）注疏仲景《伤寒论》的人虽然很多，却不能将仲景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惟柯韵伯所注《伤寒来苏集》，脍炙人口，在研究、注疏《伤寒论》中能论证精辟，用词典雅，是富于真知灼见的上乘之作。

　　医方始于仲景，后人触类扩而充之，致“古今方书至为繁夥”，但注方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也。……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也。方书徒设，庸医浅术，视之懵如，乃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幾希矣！”（《医方集解·凡例》）针对于此，有汪昂《医方集解》，选录临床常用方剂七百余首，分二十一门，补其前贤缺陋，是较为完备的解方宝典。

　　至于本草，惟李时珍《本草纲目》稿易三次，阅书八百余家，历二十八年而成书，“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凡有攸关，靡不收掇。虽命医书，实赅物理”。（清·顾景星《李时珍传》）以致早在415年之前官至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就以“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至宝”（王世贞《本草纲目》原序）的评价推荐过它。新中国成立后，李时珍又获得“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赞誉（1956年2月郭沫若《李时珍墓碑题词》）。

　　以上所述大医名“注”，是从中医学宏观角度推荐的，它途还可以师传为首选，不必拘泥，只要重视，亦有收获。